与非洲合作的新思考

发布时间：2021-01-25 16:04:55 阅读：次来源：笔袋厂家

与非洲合作的新思考

中国援非始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在自身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不计成本地向非洲援建了大量基础设施、工业设施、体育馆政府大楼等工程，最著名的是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此外，还派出了无数医疗队，在一代非洲人中，不少人是被中国医生接生，长大后在中国援建的学校上学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进行了访问，这是他以美国总统身份第四次访问非洲。奥巴马此行希望巩固任期内对非洲国家交往所取得的成果，在去年于华盛顿召开的首届美非领导人会议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而近些年在对非贸易方面，中国一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自2009年以来，中国就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出发前奥巴马接受BBC北美主编约翰·索贝尔的采访时，索贝尔的开场白就高度概括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难道不是中国人在非洲抢先一步？你将走进的非盟总部大厦是中国人出资建的，你走的路是中国人修的，一路上你将与无数中国商人擦身而过。”

这一时期，大部分非洲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中国的绝大多数援建项目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出发，以政治利益和政治效果为优先考虑，经济效果几乎忽略不计。这种无私精神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地位和威望，打破了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最突出的成就是1971年中国被非洲兄弟“抬进”了联合国。但从某种角度讲，这种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无私援助并不符合经济规律。

从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程的开始，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开始向务实方向调整。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和矿产。而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最重要的50多种矿产中，非洲有17种矿产的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这对经济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需要巨大的海外市场，而非洲作为新兴市场，其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和中国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的匹配度很高。

目前，中国在非洲的商业行为主义采用“商业+援助”的模式：大规模提供信贷，这些信贷以有竞争力的市场利率为基础，与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服务挂钩，用石油或其他资源来偿还，这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安哥拉模式”——中国为安哥拉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安哥拉以石油为担保商业贷款。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对非洲提供一元人民币的援助大约可以获得超过一美元的劳务承包额，经济上并没有吃亏。

中国这种做法的效果很明显：1950年，中非贸易总额仅有1200万美元，2000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2013年达2103亿美元，是1965年的近2000倍，2000年的21倍多；2009年，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00年至2012年，中非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23%增加到5.13%。从非洲角度看，中非贸易占非洲对外贸易的比重，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同期中非贸易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3.82%增加到16.13%。

早在2007年10月，《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这样描述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将中国看作发家致富的希望之地，这种想法正在深入人心，渗透到普通非洲人的意识中。而这种地位以前只有美国和欧洲国家才拥有。在这里，美国梦是离奇而不现实的，而一种新的、更加实际的、可以企及的中国梦似乎开始占了上风。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每个周五，中国使馆的签证处门前都会排起长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打算去中国进修商务或语言课程的大学生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指责也出现：征地矛盾、劳资纠纷、与政府公权力的交易……往往是我们觉得是援助，人家认为是掠夺；我们觉得不干涉内政是最高原则，但被解读为对腐败政权的默许和纵容；我们自觉带来了就业机会，当地人却觉得有失公平。

显然，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模式需要改变，这里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是中国的援助需要逐步吸纳民间机构的力量。西方国家对外援助实际上也是从政府对政府逐步转向政府对政府加上民间对民间。以美国为例，自1961年以后，对非洲的援助很大一部分通过和平队志愿者来完成。他们大多被派遣到非洲的穷乡僻壤，不领取特殊报酬，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非洲急需的教育、医疗、技术等领域工作，基本不涉足非洲国家的政治。通过和平队的援助行动，美国形象、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传播。

相比之下，中国向海外派遣志愿者始于2002年，历史很短，人数也非常有限，从规模和影响上很难与和平队匹敌。此外，和平队志愿者一般在东道国服务两年，而中国海外志愿者一般服务只有短短的3到6个月，短时间内很难了解到对象国的情况。此外，我们在非洲还应树立守法意识，不能以化外之地的眼光看待非洲。